我所见到的司徒乔先生

作者: 沈从文

 
  我初次见司徒乔先生,是在半个世纪以前。记得约在一九二三年,我刚到北京的第二年,带着我的那份乡下人模样和一份求知的欲望,和燕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开始了交往。最熟的是董景天,可说是最早欣赏我的好友之一人。常见的还有张采真、焦菊隐、顾千里、刘潜初、韦丛芜、刘廷蔚等等。
  当时的燕京大学校址在盔甲厂。一次,在董景天的宿舍里我见到了司徒乔。他穿件蓝卡机布旧风衣,随随便便的,衣襟上留着些油画色彩染上的斑斑点点,样子和塞拉西皇帝有些相通处。这种素朴与当时燕京的环境可不大协调,因为洋大学生是多半穿着洋服的。若习文学,有的还经常把一只手插在大衣襟缝中作成拜伦诗人神气。还有更可笑处,就是只预备写诗,已印好了加有边款“××诗稿”信笺的这种诗人。我被邀请到他的宿舍去看画。房中墙上,桌上,这里,那里,到处是画,是他的素描速写。我没受过西洋画训练,不敢妄加评论。静物写生,我没有兴趣,却十分注意他的人物速写。那些实实在在、平凡、普通、底层百姓的形象,与我记忆中活跃着的家乡人民有些相象又有些不同,但我感到亲切,感到特别大的兴趣,因为他“所画”的正是我“想写”的旧社会中所谓极平常的“下等人”。第一次见面,司徒乔给我的印象就极好。我喜欢他为人素朴,我还喜欢他墙上桌上的那些画。
  不久,一九二四年大革命爆发,燕京中熟人不少参加革命去了武汉、广州。我却仍在北京过那种不易生活的“职业作家”的生活。他们来信邀我去武汉,我当时工作刚刚打下基础,以为去上海或许更合适一些。到一九二八、二九年间,因国共破裂,武汉局势动荡极大,不少熟人没有在这种白色大恐怖中牺牲的,多陆续来到上海聚合了。在重聚的人中,除董景天、张采真等,还有司徒乔。这位年青的画家,仍然是那个素朴的样子,他为我们带回了不少作品。对他的人和画,一九二八年我在《司徒乔君吃的亏》一文中曾写道:“此时的中国,各样的艺术,莫不是充满了权势,虚伪,投机取巧的种种成分,哪里容得下所谓诚实?……在一种无望无助中,他把每一个日子都耗费到为长于应世的“高明人”所不为的实际努力下了。没有颜料则用油去剥洗锡管中剩余红绿,没有画布则想法子用所有可当的衣物去换取,仍然作成了许多很好的作品,这傻处是我想介绍给大家知道的。我们若相信一个好的时代会快来,要这时代迈开脚步走近我们,在艺术上就似乎还需要许多这样傻子,才配合得上时代需要!
  一种了解,一种认识,从了解与认识中产生出一点儿真实同情,从了解与认识中得到一点儿愉快,这在他,是已算很满意了!”
  因为那时的上海“艺术家”,多流行长头发、黑西服、大红领结,以效仿法国派头为时髦乐事。艺术家还必须得善交际,会活动,才吃得开。司徒乔的素朴与这种流行风尚不免格格不入。我却推崇他的实践态度,以为难得可贵。在我看来,文学与绘画是同样需要这种素朴诚实,不装模作样,不自外于普通人的生活,才能取得应有进展的。我对司徒乔已不仅是喜欢,而是十分钦佩了。
  一九三三年我从青岛大学到北京工作,又有机会见到了司徒乔先生。当时他住在什刹海冰窖胡同,已经结婚。经过社会的大动荡,重又相见,彼此感觉格外亲热。谈话间自然要欣赏他的新作。生活虽从无安定,他的画却已愈见成熟。不久他就主动提出要为我画张像,留个纪念,约好在北海“仿膳”一个角落作画。到时他果然带了画具赴约,一连三个半天,他极认真地为我画了张二尺来高半身肖像。是粉彩画。朋友们都说画得好,不仅画得极象,且十分传神。他自己也相当满意,且说,此生为泰戈尔画过像,为周氏兄弟画过像,都感到满意,此像为第四回满意之作。他的热情令我感动,这幅肖像成为一件纪念品,好好保存在我的身边。
  芦沟桥事变后,清华、北大、南开组成西南联大,在昆明集中。司徒乔先生为我画的肖像随同我到了昆明,整整八年,抗战胜利后,我随北大迁回北京,仍旧带着这幅十分珍贵的画像。听说司徒乔先生也回到了北京,在西郊卧佛寺附近买了所小小的画室。我和家中人去拜访他,见到了相隔十多年的老友和他这段时期的许多作品。给我印象最深处,是他还始终保持着原来的素朴、勤恳的工作态度。他不声不响的,十分严肃的把自己当成人民中的一员去接近群众,去描绘现实生活中被压迫的底层人物,代他们向那个旧社会提出无言的控诉。他依旧保留着他的诚实和素朴。这诚实,这素朴,却是多年来一直为我所钦佩和赞赏的。而在同时“艺术家”中,却近于希有少见的品质。
  司徒乔先生经历了无数挫折,到了可以好好为他热爱的祖国人民作画的新社会,却过早地被病魔夺去了生命。他为我画的肖像,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失去了!永远不会失去的,将是许多崇敬喜爱他的人对他的记忆!他的工作态度既曾经影响到我的工作,也还必将为更多的人所学习。他在世时从没有过什么得意处,也没有赫赫显要的名声,但他虽死犹生。他给我的最初印象至今还不曾淡漠,永远不会淡漠的!
 

  【按】一九八○年。